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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侨报
中东是人类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中东研究往往可以从宏大的远古文明、宗教传承、帝国记忆、现代性求索的中东故事中，不断标定左右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和彪炳力挽狂澜的英雄领袖。中东地区累进的关键话题中，动荡不安、冲突循环、战争频仍是核心的地区局势表征，也是中东民众探寻求索国家和民族振兴之路时，反复陷入的困局。
“三洲五海”的中东是沟通和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地缘战略要地。中东冲突极易外溢为影响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峻问题。长久以来，囿于语言、信仰、政治立场的巨大不同，外界对中东的分析容易充斥着偏见和歧见。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石油能源危机、宗教复兴后的政治化乱相、外部干预下的地区战争、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大国博弈等等充满对抗性的叙事几乎构成了整个中东图景。更切身地饱受中东安全脆弱之苦，承担战火带来的离散、伤亡、饥饿、分别之痛的，始终是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而中东人民本应该是中东前途命运的主人。
中国是中东国家的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2018年7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倡议，为消除中东和平之殇、发展之困指明重要解困思路。2023年，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三方达成《北京协议》，破除了长期横亘中东困境的教派主义对立假设。2024年，中国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强化了民族团结对自强自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是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更是推动中东安全稳定的践行者、实干派。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用发展和繁荣既为动荡的中东带来稳定性，也以大国智慧和大国担当不断为中东提供解困的中国方案。
中东困局的复合根源
加沙冲突延宕、叙利亚政局突变、红海危机加剧，中东当前再度陷入困局。其政治历史根源源于—从时代限制到失序格局，从霸权干涉到让渡自主权，从政治文化迷失到治理能力不足，从忠诚信任摇摆到被迫背井离乡，从石油禀赋带来“资源诅咒”到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导致代理人战争，是多重原因交织作用的后果。
时代困局是中东国家面临的首道难题。一方面由于更快的产业、技术革新迭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不得利者共谋了民粹主义回潮。全球化势头遭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潮流的阻碍。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不断侵蚀人类团结和相互依存的基础。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和社会思潮曾经帮助中东国家团结协作反帝反殖，应对共同威胁。然而跨国思潮演化到今天，普遍仅存留口号层面的塑造集体意义，于真正解决安全难题，则难有建树。
几乎每个历史阶段，中东国家都深陷于不公平的秩序困局。现代的中东政治秩序，也即中东民族国家兴起阶段，源于一战战后秩序。由英法共谋分解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从一开始就昭示中东政治中的西方强干预色彩。二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完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1956年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无力持续有效经济控制力和军事影响力的英法两国丧失了传统的中东政治主导权。然而，中东国家并没有迎来全面的彻底独立，反而是美国和苏联取代英法，获得对中东的新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中东最重要也是唯一的霸权主义干预国家，不断挑动对立、动辄施加单边主义制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改变当地力量对比。此外，中东内部还有次级秩序。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努力在西亚建立起的什叶派秩序，最终一度表现为极具军事威慑力的“抵抗阵线”。
干预者搅局是中东困局的重大外部干扰因素。霸权迷失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冲突悲剧的病灶。全球多处陷入战乱复发的悲剧，正是美国不断膨胀野心的投射，是执行偏狭外交政策的结果。“美国至上主义” 迷恋美国占绝对主导的世界秩序。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美国持之以恒偏袒以色列军事行动、无视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犯下的战争罪，客观上撕碎了伊朗组建的“抵抗阵线”，但也损毁了美国在中东原有的声誉。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巴沙尔政权接连受挫，给地区大国构成亟待解决的权力重组难题。
地缘政治与战争记忆交织共同构成中东国家的“邻人”困局。中东地区的邻国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甚多，甚至不乏有的国家声称邻国几乎全境的领土主权。零星的小边境纠纷随时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国际危机。战争记忆，伴随当地与战争共生的尊重烈士及其象征精神的道德价值传统，使得群体间仇恨分外难以化解。石油经济和石油政治既是为能源国家带来石油收入从而走向富裕、国际地位提升的福佑，但也是生成依附经济、单一经济模式，造成严重阶级贫富差距的“资源诅咒”。石油资源本身，直接就可以是战争和冲突的导火索。石油资源仅是一个最容易被世界政治注意到的靶子，而中东力量对水资源、航道资源、矿产资源等等稀缺资源的争夺，概莫如是。
受地域宗教文化影响，中东政治文化极为看重领袖魅力。而中东的政治领袖不得不面临在个人领导魅力和因独裁色彩遭批评之间如何平衡，在共和制文官政府和军政结合政体之间如何取舍，在维护威权统治安全与约束公权力避免腐败之间如何侧重，在为解决治理体系现代化滞缓适当下放权力以实现现代法治化改革同时又必须避免遭社会运动冲击摧垮中央政府，既提高民众生活、就业、福利水平又解决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等等一系列激烈现实拷问。任何一组关系没有做好防范、应对预案或合理方案执行，都可能迅速瓦解政权，形成可被外部各种干预力量觊觎的“权力真空”。
中东地区人口构成复杂，各个国家虽多有主体民族，但同时也都是多民族、多部落、多宗教杂居状态。效忠序列的忠诚困局是摆在中东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面前几近平等的考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联盟利益、国家利益、部族利益、派系利益、人权何者优先，不同利益团体间亲疏远近关系变化都可能造成站队的变化，时机具备，就变成漫长绵延的战事。
自第三次中东战争失利以来，部分中东国家沉浸在自保困局。被军事失败损伤的自信导致一些国家外包部分安全保卫责任，引入外来军事力量构成本国的安全保护力。“9.11”事件和“伊斯兰国”组织问题，给予美国更充裕的以“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为由在中东密集部署军事基地的藉口。美国的军事存在大大限制了中东国家在安全领域践行和落地承诺的自主能力，也控制了中东国家全面保护本国优势产业的能力。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变局使得地区国家政府遭遇结构性的合法性危机，中东国家自此又疲于应对本我困局。这场社会运动反映出中东地区的人民在现代化探索和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严重的挫败感，民众对生活不满，而国民对本国、本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在十余年间消磨损耗，国家核心认知被动摇。中东国家一度陷入选择什么发展道路的迷茫。
当失去稳定的国家和民族认知内核后，内心怀疑加之战火侵袭，一些中东人民选择离开故土，去追寻向往中的新世界、新生活。而出走人群中的一部分后来逐渐被发达国家视为引发美西方社会右翼极化的移民问题、难民问题之源，而一部分被外部干预力量鼓励、助长、培植为母国分离主义势力，在中东继续制造层出不穷的新安全难题。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洲五海”的中东是沟通和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地缘战略要地。中东冲突极易外溢为影响全球和平与稳定的严峻问题。长久以来，囿于语言、信仰、政治立场的巨大不同，外界对中东的分析容易充斥着偏见和歧见。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石油能源危机、宗教复兴后的政治化乱相、外部干预下的地区战争、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大国博弈等等充满对抗性的叙事几乎构成了整个中东图景。更切身地饱受中东安全脆弱之苦，承担战火带来的离散、伤亡、饥饿、分别之痛的，始终是真正生活在其中的人民，而中东人民本应该是中东前途命运的主人。
中国是中东国家的好伙伴、好朋友，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2018年7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倡议，为消除中东和平之殇、发展之困指明重要解困思路。2023年，中国促成沙特和伊朗和解，三方达成《北京协议》，破除了长期横亘中东困境的教派主义对立假设。2024年，中国促成巴勒斯坦14个派别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强化了民族团结对自强自立的重大意义。中国是国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更是推动中东安全稳定的践行者、实干派。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用发展和繁荣既为动荡的中东带来稳定性，也以大国智慧和大国担当不断为中东提供解困的中国方案。
中东困局的复合根源
加沙冲突延宕、叙利亚政局突变、红海危机加剧，中东当前再度陷入困局。其政治历史根源源于—从时代限制到失序格局，从霸权干涉到让渡自主权，从政治文化迷失到治理能力不足，从忠诚信任摇摆到被迫背井离乡，从石油禀赋带来“资源诅咒”到地缘政治竞争回归导致代理人战争，是多重原因交织作用的后果。
时代困局是中东国家面临的首道难题。一方面由于更快的产业、技术革新迭代，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不得利者共谋了民粹主义回潮。全球化势头遭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潮流的阻碍。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不断侵蚀人类团结和相互依存的基础。泛阿拉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和社会思潮曾经帮助中东国家团结协作反帝反殖，应对共同威胁。然而跨国思潮演化到今天，普遍仅存留口号层面的塑造集体意义，于真正解决安全难题，则难有建树。
几乎每个历史阶段，中东国家都深陷于不公平的秩序困局。现代的中东政治秩序，也即中东民族国家兴起阶段，源于一战战后秩序。由英法共谋分解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贝尔福宣言”从一开始就昭示中东政治中的西方强干预色彩。二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基本完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的矛盾是当时主要矛盾。1956年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无力持续有效经济控制力和军事影响力的英法两国丧失了传统的中东政治主导权。然而，中东国家并没有迎来全面的彻底独立，反而是美国和苏联取代英法，获得对中东的新主导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中东最重要也是唯一的霸权主义干预国家，不断挑动对立、动辄施加单边主义制裁，甚至不惜诉诸武力改变当地力量对比。此外，中东内部还有次级秩序。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努力在西亚建立起的什叶派秩序，最终一度表现为极具军事威慑力的“抵抗阵线”。
干预者搅局是中东困局的重大外部干扰因素。霸权迷失的超级大国是当前冲突悲剧的病灶。全球多处陷入战乱复发的悲剧，正是美国不断膨胀野心的投射，是执行偏狭外交政策的结果。“美国至上主义” 迷恋美国占绝对主导的世界秩序。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美国持之以恒偏袒以色列军事行动、无视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犯下的战争罪，客观上撕碎了伊朗组建的“抵抗阵线”，但也损毁了美国在中东原有的声誉。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阿萨德•巴沙尔政权接连受挫，给地区大国构成亟待解决的权力重组难题。
地缘政治与战争记忆交织共同构成中东国家的“邻人”困局。中东地区的邻国之间有领土争议的国家甚多，甚至不乏有的国家声称邻国几乎全境的领土主权。零星的小边境纠纷随时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军事对抗，演变为国际危机。战争记忆，伴随当地与战争共生的尊重烈士及其象征精神的道德价值传统，使得群体间仇恨分外难以化解。石油经济和石油政治既是为能源国家带来石油收入从而走向富裕、国际地位提升的福佑，但也是生成依附经济、单一经济模式，造成严重阶级贫富差距的“资源诅咒”。石油资源本身，直接就可以是战争和冲突的导火索。石油资源仅是一个最容易被世界政治注意到的靶子，而中东力量对水资源、航道资源、矿产资源等等稀缺资源的争夺，概莫如是。
受地域宗教文化影响，中东政治文化极为看重领袖魅力。而中东的政治领袖不得不面临在个人领导魅力和因独裁色彩遭批评之间如何平衡，在共和制文官政府和军政结合政体之间如何取舍，在维护威权统治安全与约束公权力避免腐败之间如何侧重，在为解决治理体系现代化滞缓适当下放权力以实现现代法治化改革同时又必须避免遭社会运动冲击摧垮中央政府，既提高民众生活、就业、福利水平又解决普通民众政治参与的渠道不畅，等等一系列激烈现实拷问。任何一组关系没有做好防范、应对预案或合理方案执行，都可能迅速瓦解政权，形成可被外部各种干预力量觊觎的“权力真空”。
中东地区人口构成复杂，各个国家虽多有主体民族，但同时也都是多民族、多部落、多宗教杂居状态。效忠序列的忠诚困局是摆在中东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面前几近平等的考验。意识形态价值取向、联盟利益、国家利益、部族利益、派系利益、人权何者优先，不同利益团体间亲疏远近关系变化都可能造成站队的变化，时机具备，就变成漫长绵延的战事。
自第三次中东战争失利以来，部分中东国家沉浸在自保困局。被军事失败损伤的自信导致一些国家外包部分安全保卫责任，引入外来军事力量构成本国的安全保护力。“9.11”事件和“伊斯兰国”组织问题，给予美国更充裕的以“打击恐怖主义威胁”为由在中东密集部署军事基地的藉口。美国的军事存在大大限制了中东国家在安全领域践行和落地承诺的自主能力，也控制了中东国家全面保护本国优势产业的能力。
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变局使得地区国家政府遭遇结构性的合法性危机，中东国家自此又疲于应对本我困局。这场社会运动反映出中东地区的人民在现代化探索和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严重的挫败感，民众对生活不满，而国民对本国、本民族前途命运的信心在十余年间消磨损耗，国家核心认知被动摇。中东国家一度陷入选择什么发展道路的迷茫。
当失去稳定的国家和民族认知内核后，内心怀疑加之战火侵袭，一些中东人民选择离开故土，去追寻向往中的新世界、新生活。而出走人群中的一部分后来逐渐被发达国家视为引发美西方社会右翼极化的移民问题、难民问题之源，而一部分被外部干预力量鼓励、助长、培植为母国分离主义势力，在中东继续制造层出不穷的新安全难题。
（章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