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寻踪｜丝路明灯：照亮中西文化百年交流史

燈塔，人類建于港口附近或航道危險部位的一種塔狀發光航标，用以引導船舶進港或指示航行危險區，是海上來往船隻的指明燈。

在現代社會，燈塔似乎已成爲一種遙遠而陌生的存在。當我們習慣了衛星導航和高科技定位系統時，很難想象那些孤獨矗立于海岸線上的燈塔曾經是航海者的生命線。但在香港，卻有這樣一支團隊，它由一位台灣教授創立，成員包括但不限于會計、律師、建築師等來自各行業的青年才俊，他們沿着中國海岸線及海上絲綢之路，探尋并挖掘這些古老建築塵封已久的故事。

在今天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裏，他們尋找燈塔的意義究竟何在？這些照亮航路的高塔僅僅是曆史的遺迹，還是依然承載着某種重要的價值？在探尋這些問題的答案之前，我們先去認識一位特殊的燈塔守護人——花維路，他是一位英國人，卻被香港的“水上人”稱爲“漁民之父”…….

花維路和他的家人

放棄高階職位隻爲守護燈塔

花維路于1918年出生在香港的一個英國家庭，他自小就和街坊的小夥伴們一起嬉戲，與船隊的工友們閑聊度日。漸漸地，廣東話成爲了他的第二母語。花維路原名是查爾斯·瑟爾維爾，他将自己中文名取爲“花維路”，全因喜歡曆史人物花木蘭。

少年花維路（右一）

1933年，花維路跟随擔任船長的父親開始在太古船塢做學徒。盡管他對大海懷有深厚的熱愛，卻偏偏飽受暈船之苦。在船塢堅持四年之後，花維路選擇加入香港海事處。花維路先在橫瀾島燈塔當機械學徒，再到蚊尾洲（現位于位于廣東省珠海市）做見習燈塔管理員。二戰期間，香港被日軍侵占，花維路與許多英國人一同被日軍關在赤柱拘留營3年8個月。

橫瀾島燈塔

經曆生死的他，在戰後婉拒了英國政府的高級公務員任命，選擇到橫瀾島擔任燈塔管理員。

花維路除了日常的燈塔維護和巡邏工作，還有一項重要的工作：發霧炮。每當海面升起大霧，他必須在一段時間内以特定的次數發炮，讓船隻可以通過聲音來辨别位置和方向。“我的父親并不喜歡發炮，因爲每次發炮的聲音都是震耳欲聾。”在橫瀾島上，花維路的大女兒花嘉蓮望着父親曾經工作過的燈塔，對GDToday記者說道。這是花嘉蓮和她的妹妹花嘉詩、侄女花懿露第一次登上橫瀾島，“我們今天都有一種尋根的感覺。”她們感慨萬千。

橫瀾島位于香港東南面的海域中，距離市區約13公裏。這座小島面積約1000平方米，四周被碧藍的海水環繞，島上綠樹成蔭，景色宜人。從筲箕灣避風塘出發，乘坐船隻大約需要兩個小時才能到達橫瀾島。島上的橫瀾島燈塔座落于南島的頂峰，從碼頭走到燈塔大約需要攀爬224級台階。“這座燈塔不僅是所有從東邊進入香港水域船隻的重要航标，也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與花家後人一同登島的香港燈塔研究項目執行人王玮樂說。

橫瀾島燈塔始建于1893年，由中國清朝海關總營造司、英籍工程師韓德善(David Henderson)設計，他在中國服務29年共協助興建了34座燈塔。根據港英政府船政廳長每年出版的報告，從1901年至1939年期間，經過橫瀾島燈塔的船隻數量最多，顯示其在海事交通安全和貿易中的關鍵作用。

橫瀾島燈塔

從燈塔守護人到“漁民之父”

在1989年香港境内燈塔全面自動化之前，橫瀾島燈塔始終有人長期看守。彼時交通運輸不便，小島一月隻能靠往來船隻補給一到兩次生活物資。長居島上，花維路日常生活都與“水上人”打交道，以物易物之餘雙方建立了濃厚的友誼。他跟漁民學了一口流利的“水上話”，也教導漁民英語和燈塔儀器訊号。

“水上人”，即早年從内地過來香港捕魚的漁民，其中既有廣東這邊常說的“疍家人”，也有來自客家、“福佬”地區的漁民。那時，生活在岸上的香港人多視“水上人”爲目不識丁、沒有文化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香港的“水上人”很少走入市區。當時的警察如果看到“水上人”在市區活動，會用警棍趕他們回艇上。

“水上人”

當花維路與“水上人”的交往越深，就越能感受當時這一弱勢邊緣群體的苦境。花維路曾說，“他們很窮，子女又多。船的設備很差，不能航行太遠，又有海盜，曾經不敢出海，政府又不管。年輕一輩很多都想上岸工作，改變命運，但由于教育程度低，往往隻可以做體力工作。”

花維路和“水上人”黎金帶身穿海事處燈塔管理員制服留影

“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外國人的種族歧視本就相當厲害，他們自認和華人地位懸殊，但是花維路不僅沒有任何歧視，反而與最底層的‘水上人’保持親密關系，甚至想方設法幫助他們融入陸地社會。”王玮樂說，當時面對膨脹的人口，港英政府爲了提供建造房子的土地，選擇在避風塘、将軍澳、柴灣等地方填海，讓漁民的生存空間進一步縮小。部分“水上人”想要轉向陸上社會發展，卻在就業、上學、住房等問題上遇到諸多困難。爲了幫助這些“水上”朋友，花維路在1961年成立柴灣漁民娛樂會，團結當地的“水上人”，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争取權益。花維路在幫助周邊漁民小孩補習英語、數學之餘，還自掏腰包爲每戶漁民的一個小孩提供教育資助。“所有‘水上人’寫給政府的英文公函，都是花維路寫的，包括孩子們的出生證明，也是他寫的。”

香港“水上人” 黎永洪

之後，花維路更在多個地區成立了這樣的非牟利漁民組織，協助漁民解決上岸及轉業等問題，同時也供漁民娛樂活動之用。“在我們家族，如果有什麽大喜事，花維路叔叔都是可以做主人家的。”生活在柴灣的“水上人”黎永洪回憶道，“他曾經介紹我去青洲燈塔做看守，還幫助其他年輕人去政府工作。我結婚時，結婚證書都是由他付款的。甚至後來小朋友出生，他都有買奶粉給我的子女。我真的不知怎樣感激他。”

花維路與“水上人”合影

據花嘉詩回憶，父親花維路與漁民猶如一家人，“雖然爸爸和‘水上人’在一起的時間很多，但我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因爲我們和‘水上人’就像是一家人，我們是爸爸的第一個家，漁民會是他第二個家”。日常花維路會參與“水上人”的各項事務，跟他們一起去探望他們的祖父母、拜祭祖先。每逢端午節，花維路更會和漁民一同“扒龍舟”。

花維路幼女 花嘉詩

花維路大女兒 花嘉蓮

1976年，花維路創辦香港最早的國際龍舟競渡賽事，把漁民這項民俗運動帶入了香港主流社會。他利用自己的身份，邀請了當時港英政府的高官來參加開幕式，也四處奔走爲比賽拉資金。

慢慢地，在香港的外國人從參觀龍舟，到觀賞劃龍舟，最後參與劃龍舟……龍舟也逐漸從漁民的民俗運動變成體育賽事，跨越階級成爲社會普遍認可和參與的活動。許多社會精英分子也參與其中，與漁民同舟揮槳。

“他退休之後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舉辦龍舟比賽。”花懿露也早已接過爺爺的劃槳，成爲柴灣漁民龍舟隊的一員。她說，“爺爺用水上話，以《蘇武牧羊》的曲子填了一首《龍船歌》，來振奮士氣。這首《龍船歌》也傳唱至今。”

花維路孫女 花懿露

花懿露認爲，花維路架起了一條“水上人”和陸上社會的溝通橋梁。爲了緬懷花維路，柴灣漁民娛樂會每年将東區龍舟競渡大賽中大龍邀請賽的冠軍杯設立爲“花維路漁民之父紀念杯”。“大家都希望将爺爺的精神和他身上的那種魄力傳承下去。”她說。

花維路抱着他的長孫女

挖掘中國燈塔中的大智慧

“花維路守護的橫瀾島燈塔爲無數航船保駕護航，而他自己也是照亮人心的一座‘燈塔’。”來自台灣的景祥祜教授，曾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館長，并于2015年發起了香港燈塔研究項目，緻力于推動燈塔曆史與文化遺産的研究。該項目對香港的港口與燈塔進行研究，借此讓不同專業的學生通過參與古迹的研究與保育，自主學習、發掘文獻，加深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與香港文化的認識。他告訴記者，花維路的故事進一步堅定了團隊繼續發掘每一座燈塔背後傳奇故事的信心。

來自台灣的景祥祜教授，曾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圖書館館長，并于2015年發起了香港燈塔研究項目，緻力于推動燈塔曆史與文化遺産的研究。

作爲繁榮逾百年的國際航運中心，香港的曆史底蘊中不乏具有豐富價值的燈塔與導航标志。在這些曆史遺産中，有五座燈塔因其獨特的曆史意義，被香港特區政府正式定爲法定古迹。這些燈塔包括鶴咀燈塔、舊青洲燈塔、新青洲燈塔、燈籠洲燈塔以及橫瀾島燈塔，每一座都以其獨有的風格矗立，曾經爲無數航海者指引過前行的航道。

青洲燈塔

“香港是中國航海通道的重要中轉站，香港的燈塔是中國海事曆史中的重要見證。”王玮樂說，香港的燈塔從來都是中國燈塔發展規劃的一部分。他在在一幅清朝海關出版的《通商各關沿海建置警船燈各地方總圖》中發現，即便當時橫瀾島燈塔已被英國強占，但這座燈塔依然被納入這幅全國航海地圖之中，從來沒有離開中國的燈塔網絡，是中國通過香港連結世界的一座非常重要的燈塔。

《通商各關沿海建置警船燈各地方總圖》中顯示，即便當時橫瀾島燈塔已被英國強占，但這座燈塔依然被納入這幅全國航海地圖之中

王玮樂與燈塔的不解之緣，起初要追溯到台灣澎湖的西嶼燈塔。這是一座始建于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的七級浮屠（佛塔），最高的一層裝有玻璃和以花生油爲燃料的燈，在黑夜裏點燈，爲來往該海域的船隻導航。正是這座古老燈塔，開啓了他對燈塔文化的探索之旅。

“我原本是讀會計和法律的，在加入團隊初期就要了解考古等學科的知識，有相當大的困難。”王玮樂說，由于西嶼舊燈塔遺址早已被拆除，并在此基礎上建了新的燈塔，景教授建議他從舊燈塔遺留的石碑入手，從古文獻中尋找蛛絲馬迹。

景祥祜與王玮樂在橫瀾島燈塔

在深入研讀了相關資料之後，王玮樂決定從西方經濟學的視角來剖析西嶼燈塔的運營管理。他未曾料到，這一探究竟讓他發掘出一個“寶庫”。王玮樂說，原來這個始建于1778年的中國燈塔采用的是當時公共事業中非常罕見的官督民辦的模式，并且非常巧妙地将之與天後宮、屋舍蓋在一起。他從史料中得知，爲了維持燈塔的正常營運，募集燃料成本、燈塔管理員的生活費用等，當時的資金主要有兩項，一是屋舍容納往來旅客寄宿的房租，二是來自征收燈塔附近港口船舶的燈塔使用費。王玮樂還發現，西嶼燈塔的管理運營甚至還出現了早期的期貨概念，例如爲了控制點燈用的花生油成本，一年一買，然後分12個月取用。“原來一直以爲燈塔和市場經濟都是舶來品，沒想到我們老祖宗的聰明才智早已包含在這座古老的燈塔中。”

香港燈塔研究項目執行人王玮樂

此外，團隊成員還利用現代技術，虛拟重建了西嶼舊燈塔的立體模型，并在考古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文章。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對中國傳統燈塔外型和構造的理解，也爲學生提供了寶貴的學習機會。

照亮海上絲綢之路的千年之光

作爲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香港不僅自身擁有豐富的燈塔文化遺産，還與周邊廣東沿海城市的燈塔緊密相連，共同構成了這一曆史航道上的關鍵導航系統。

近年來，随着研究的深入，景祥祜帶領王玮樂等團隊成員進一步探索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廣東沿海城市的燈塔。

景祥祜與王玮樂在橫瀾島燈塔

在廣州市懷聖寺内，一座巍峨的白塔巍然聳立，它由堅固的磚石堆砌而成，人們稱之爲光塔。史籍記載，光塔不僅是呼禮塔，更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燈塔。“以前從波斯或阿拉伯來貿易的商船，看到光塔，就知道到廣州了。”景祥祜介紹說。

廣州懷聖寺光塔

光塔從宋代就有“晝則懸旗，夜則舉燈”的記載。燈塔是導航的重要設施，正如《南海百詠續編》指出的“夜則燃火，以導歸帆。”此外，塔頂原有金雞一具，可随風旋轉以測風向。清代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記述尤詳：“頂上舊有金雞，随風南北，每歲五月，番人望海舶至，以五鼓登頂呼号，以祈風信。洪武間，金雞爲風所堕，乃易以風磨銅蒲盧。”

“如今人們理解的燈塔形狀多受西方燈塔所影響，但實際上燈塔塔身可由各種建築材料和形狀構築，隻要高度适合燈光射程要求便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史籍都直接證明了光塔就是中國的一座燈塔，爲海上‘絲綢之路’的船舶服務。”在懷聖寺内，景祥祜和王玮樂端詳着牆上的一副古畫說道，“懷聖寺坐落在城市的西邊，昔日城外曾是汪洋，中國與阿拉伯國家商貿往來需要經過廣州，阿拉伯商人集聚廣州，船隻往來，建一燈塔指示方向是必須的。随着時間的流逝，珠江的航道發生了變遷，光塔的導航功能逐漸消失，但作爲與海外貿易往來的曆史見證，這座塔絕對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一大‘活标本’。”

燈塔在中國的海岸線上矗立了千百年，他們守護航船的同時，也在不斷吸收世界航海技術的精華。在廣州，除了傳統的光塔，還有融入了西方建築風格的舢闆洲燈塔。這座曆經百年風雨的燈塔，是廣州目前唯一僅存的、還在使用的近代航海燈塔。

舢闆洲燈塔

舢闆洲燈塔

舢舨洲位于珠江東莞虎門水道和伶仃洋交彙處，西距龍穴島1.5海裏，東側是沙角，廣州港主航道由此經過，其上遊4海裏處便是虎門要塞。可以說，它東扼廣州主航道喇叭口，西望廣州南沙新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向來有“龍穴之口，虎門之喉”的稱謂。舢舨洲附近水域有衆多險灘、暗礁，在東面1.3海裏處有水深僅8米的大排暗礁，在東南方約1.9海裏處有水深僅10米的三排暗礁，進出廣州港的船舶必須依靠舢舨洲燈塔的指引。

建于1915年的舢舨洲燈塔，由法國設計師設計，這座乳白色的塔樓被當地人親切地稱爲“白燈樓”。盡管歲月流轉，這座老建築依然堅固如初，門窗、鐵闆等部件都保持着最初的風貌。最初，舢舨洲燈塔使用的是電石頭燈和電石霧泡，新中國成立後，更新爲乙炔燈。随着時間的推進，燈塔陸續配備了雷達、風力發電機、電霧号、AIS等現代化設備，成爲一個集視覺、聲音、無線電導航功能于一體的特大型燈塔，全天候爲過往船隻提供導航提示，被譽爲“珠江口夜明珠”。

燈塔下的航道不僅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國際航道的關鍵節點。每天，約有4000艘船舶在此穿梭，年通行量高達150萬艘次；周邊港口的年貨物吞吐量接近10億噸，高速客船每天運行100多個航班，年均客運量超過2800萬人次。對于航行者而言，抵達舢舨洲意味着已經到達了廣州。

歲月如潮，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燈塔守護人黃燦明，已在孤島上默默守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今年将正式退休，卸下重任。

或許會有人說，看守燈塔隻不過是開燈關燈、保養燈器等輕松活，事實上并非這麽簡單。雖然舢舨洲燈塔在能源和照明設備上經曆了現代化改造，但它已跨越了百年時光，維護起來不如新建成的燈塔那樣便捷。要确保這座古老燈塔持續發出光芒，需要進行細緻入微的日常工作，這背後是日複一日的耐心與責任心的體現。黃燦明對待這份工作從未有過絲毫懈怠。

對于黃燦明來說，每天還有一項神聖的使命——升國旗。“舢舨洲雖小，每天卻有各國船舶穿梭往來，而五星紅旗關乎着國家形象。”黃燦明說。正是他對燈塔工作精益求精，連續多年确保舢舨洲燈塔正常率100%，爲航海用戶提供了優質可靠的導航服務。

王玮樂與舢闆洲燈塔守護人黃燦明

常年的潮濕風吹，讓黃燦明顯得比同齡人蒼老，皮膚也格外黝黑。他說，在島上最難捱的就是孤獨，但令他欣慰的是，她的妻子郭麗珍在舢舨洲陪伴了他18年，爲他分擔了不少生活的瑣碎事。如今，黃燦明的兒子黃登科也成爲黃家第四代航标工。“我以前和兒子說，從事航标工作要吃得苦，耐得住寂寞，出海也危險。兒子說你都不怕，我也更不會怕。”

在職業生涯中，黃燦明榮獲了“全國五一勞動獎章”、“交通部直屬海事系統先進個人”以及“全國交通行業文明職工标兵”等崇高榮譽。2024年1月31日，他的名字榮登2023年第四季度“中國好人榜”，在敬業奉獻類别中被贊譽爲“中國好人”。黃燦明與燈塔的不解之緣，見證了他守護着無數船隻安全航行的歲月。在這一刻，仿佛燈塔的光芒也在向這位“燈守人”緻敬，照亮了他一生的堅守與奉獻。“今年年底，我就要退休了，心裏還是放不下舢闆洲的一草一木，這裏就是我第二個家。”黃燦明的目光凝視着天邊緩緩駛過的船影，眼中悄然泛起了一絲依依不舍的情愫。

“其實，包括我在内，團隊内大部分成員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爲什麽大家願意堅持做這個項目？因爲燈塔的魅力不僅在于其建築本身及海上信标的功能，更因爲它們是連接這片土地曆史情懷與人文曆史的紐帶。”王玮樂告訴記者，從花維路到黃燦明，盡管時空和地域在變遷，但兩位守燈人卻因共同肩負的使命而緊密相連。他們的故事，如同燈塔的光芒，穿越了曆史的長河，點亮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他渴望将這些燈塔的故事串聯起來，讓每個人在見到燈塔的瞬間，都能在那一刻被那永恒不滅的微光所觸動，感受到它的溫暖。

談及未來，王玮樂表達了他的願景，“香港有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獨特優勢。因此，我們盼望借助燈塔，向世界展現大灣區這片土地深沉的曆史根基和獨具韻味的文化風情。更希望通過燈塔的力量，連接世界，講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動人故事。”

出品人：黃燦

總策劃：趙楊

總導演：謝苗楓

監制：王勇幸 夏桂昌 陳晨

導演：陳晨 蘇頌婷

執行導演：鄭一見

制片人：藍甯飛

編劇：陳晨 陳彧

采寫：陳晨

攝影：許曉鑫 姚佳爍 楊钖圻 鄧鴻華 蘇城峰 區英智 林任達 薛佳宇

剪輯：蔡鍵淋

通聯：黃绮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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