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为宗教中国化留下何种“遗藏”？

    作者 张益聪

   “傅大士，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更为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昌盛提供了深邃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纪华传表示，傅大士及其思想为宗教中国化留下了丰富的“遗藏”。

     近日，以“交流互鉴 和合共生”为主题的傅大士思想与世界文明研讨会在浙江义乌召开。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宗教界人士共研傅大士思想的当代价值，共促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佛教传入中国，实际上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山东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陈坚认为，这一过程不能片面理解为印度佛教的直接延长线，而应观察其脱胎于印度佛教的基础上，有怎样的在地化理论演化和实践过程。

     傅大士，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本名傅翕，字玄风，号善慧，是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宝志并称为“梁代三大士”，属于佛教在中国的典型代表人物。

     传说中，傅大士以头戴道冠、身披僧袍、足著儒履的形象示人，传递出他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对此，中国计量大学宗教中国化研究院院长、教授邱高兴认为：“这是由傅大士根本性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在邱高兴看来，傅大士本就存在“儒道互补”注重实践的思维，而在披上“僧衣”后，他的思想进一步形成了中国式的大乘佛法，其本质是自利、利他并行而为之，并通过探索实践，付诸于实际行动。

     譬如，在创建双林寺后，傅大士还创造了转轮藏，为广大信徒转读大藏经开启方便之门，满足了南北朝时期全社会追求佛教信仰的普遍需求，并在后世影响佛教中国化发展。

     “谈古论今，从结合中国社会需求，到形成地方社会认可，傅大士思想正在融入义乌的城市精神，并通过义乌商贸链动全球，成为当代义乌精神传播向世界的一部分。”四川大学教授张勇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王志远认为，傅大士思想的内涵主体是“求同存异、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这种文化属性已然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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