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发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章建民（中国主流媒体高级记者）
    （导读：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暴发，或许是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许多国家而言，既是重大挑战期，又是重大机遇期，看谁能抓住这个转折点。据国际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PwC）的《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报告，30年之后，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2050年前10大经济体排名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美国排名将从第二滑落第三，日本排名将从第四退至第八。即使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例如越南，菲律宾和尼日利亚，都会出现极大的跳跃。）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感染确诊人类和死亡人数，还在迅速推进。截止4月10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人数超过160万，死亡9万人，全球210多个国家感染。
    伴随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即使像中国这样已经到了后疫情防控期的国家，防范疫情输入压力仍然在不断加大，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如果没有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恐怕会内忧外患，未来发展影响巨大。
    我以为种种迹象表明，这次疫情或许就是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疫情给世界百年巨变增添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让我们看到世界格局再次进入调整窗口期。     疫情暴露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多重危机，比如政府行政干预危机能力弱化，公共卫生危机就能不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应对投其所好不力。还有疫情防控与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自由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比如生命权与人权关系问题，没有把生命权放在第一位，一些国家疫情已经到了每天数万倍增，却还在为民众要不要戴口罩而争论不休。一些国家在执政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上严重缺陷，完全不适应大规模疫情暴发，导致疫情死亡过高，感染率过高，感染速度之快。
    那么，我们结合疫情来谈谈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问题。近年来，“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央高层谈及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时，多次强调的一个重要论断。那么，“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是世界经济重心在变：从北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上溯百年历史，西欧诸国和北美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支柱。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区发展中大国的整体性崛起，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根据2017年厦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布的数据，2017年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23%，与10年前占比12%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超过50%。与此同时，战略家眼中“21世纪是太平洋世纪”的趋势开始显现：根据来自2018年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的数据，2017年东盟加中日韩经济总量达21.9万亿美元，占世界的27%，分别超过了美国和欧盟，在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
    其次是世界政治格局在变：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世界政治格局正在两个层面演进并相互作用。一是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一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掠夺奴役状态，实现了政治、经济独立和国家自主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以可观的经济成就和未来可期的发展前景，备受瞩目。根据2018年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数据：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二是多极化呈新态势。冷战结束后，世界形成“一超多强”格局，单极与多极也在不断博弈。近30年过去了，多极化不断推进，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等已成为重要的多极力量。经济格局的变化推动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化，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     其三是全球化进程之变：主要推动力量面临重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欧企业占据科技经济绝对强势的发展时期，西方是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和推动力量。因为他们可以借助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人力和市场。待发展中国家通过“克服全球化之弊、放大全球化之利”获得经济起飞后，曾是全球化主要推手的一些国家打“逆全球化”牌，以“本国优先”为名的贸易保护和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从目前情况看，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正面临重组。
    其四科技与产业之变：机遇与挑战并存。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举凡世界强国，都是能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和军事优势的国家。而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比如英国、美国。本世纪已现端倪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然创新力强大的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涌现出一批领先科研成果和全球主导企业；在软件制造行业，印度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誉，生物技术也是印度优势产业；俄罗斯则在国防、飞机制造、核产业方面保有传统优势。这些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经验，也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发展中国家丰富的人力资源一旦插上科技翅膀，将会释放出巨大能量。
    其五是全球治理之变：新兴国家或成治理重要角色。一百年多来，以美英为首的大国一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但近年来，随着世界格局变化，西方国家在国际治理中日益呈现“能力不足”“意愿缺失”现象，比如在经济领域，美国频频挑起贸易争端，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在安全领域，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启动退出《中导条约》，令全球安全形势为之紧绷；在气候治理领域，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治理面临新挑战。事实上，既有的治理核心主体在全球治理上失能、失愿，亦是百年未有之变。全球治理之变恰恰也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难得机遇，它们有望跻身全球治理核心主体的行列，成为治理体系改革的中坚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美中贸易战、英国脱欧等议题也许主导了现今一时的经济走势，但根据预测，在这些挑战之后，未来数十年世界经济仍然会继续成长。事实上，2050年全球市场预估将是现在的两倍，即使人口只增加26%。    
    伴随成长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变化，很难去预测未来究竟会怎样，但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同意一个观点：今日的新兴国家将成为明日的经济强权。
    据国际专业服务公司普华永道（PwC）的《2050年的世界》（The World in 2050）报告，30年之后，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  2050年前10大经济体排名分别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尼、巴西、俄罗斯、墨西哥、日本、德国、英国。美国排名将从第二滑落第三，日本排名将从第四退至第八。即使是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例如越南，菲律宾和尼日利亚，都会出现极大的跳跃。
    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GDP (PPP)），中国已经排名世界第一。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已经有巨大成长，但经济学家表示那还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外国人最能感受到中国经历的巨大变化。“我所在的苏州工业园区一片荣景，有购物商城、公园、餐厅，交通运输也很方便，”《一分钟学中文》（1-Minute Chinese）作者罗文·科尔（Rowan Kohll）说：“15年前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整个地方都还是农田和沼泽。这在中国很普遍，整个国家都在改变。”
    中国的改变吸引许多创新企业家前来寻找机会，许多人来到上海这个商业城市。
    美国人约翰·帕博（John Pabon）在上海创立了一家商业咨询公司，他表示上海是一个创新的商业城市，从早到晚每个人都在找机会。但是和帕博以前住的纽约不一样，上海人“更愿意聆听并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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